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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护卫队:剧情版》首章IGN及其他媒体评分出炉

2019-08-17 20:50 来源:飞华健康网

  《银河护卫队:剧情版》首章IGN及其他媒体评分出炉

  百度张硕辅表示。法国《欧洲时报》本次两会是对中国方位进行全新定位的中共十九大后的首次两会;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首次两会;一个新字,成为本次两会当之无愧的关键字。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的行事风格从来都是和为贵,这一点全世界有目共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此次宪法修正案获高票通过,充分展现了时代所趋、事业所需、民心所向,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依宪治国的高度信心。伍咏薇昨午为有线电视录像节目,她看上去心平气和,全程保持笑容受访,她说:(跟老公练海棠)聊了一下,我让他跟我讲下过程,好平心静气的,但内容不跟大家交代了。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石。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2015年为265件,2016年快速增长至612件,2017年更是跃升至1053件。

  目前涉事各方均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扎克伯格尚未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屠海鸣委员举例说,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国家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更宏伟,在前面定语中增加了和谐美丽,体现出对现代化强国的理解更全面、更透彻;在民族关系的定语中,增加了和谐,体现了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号召力、感染力更强。新时期,如何实现新兴科技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命题。

  但仍然有不少车主和乘客是千里之行,比如最远的一单长达3391公里,从哈尔滨一路向南到了深圳。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今天,可以告慰先烈的是,可爱的中国正在变成现实,我们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百年梦想的新时代。在报关出口时,在国内多处口岸选择报关地,部分出口报关地与出口目的国、境内供货企业所在地存在舍近求远情况,根本不符合经营常规。

  调查中发现,两家出口企业办公室均大门紧闭,门上沾满灰尘的欠水电费单据显示,两家公司已经很久没人来过。

  百度■案例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原副院长贪污受贿被判刑去年11月12日,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原副院长潘军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其中,%来自以欧美为主的海外市场。所以,应当认真思索的是特朗普,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同僚背你而去?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国家反对你的贸易政策?我们坚信,就算那些受到豁免关税的国家,它们也会对美国心存芥蒂,因为这根贸易大棒始终都在那里,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所有与美国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谁都不敢保证它对中国使用的武器不会对其他国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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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护卫队:剧情版》首章IGN及其他媒体评分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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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环保风暴卷走的行业红利

2019-08-17 13: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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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我的家乡在鲁南地区一个三线城市的市辖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撤镇划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陶瓷、钢铁、水泥、焦化等高污染的重工业在这片土地上开始野蛮生长,成为了本地区的支柱产业。

工厂企业遍地开花,大量的用工缺口使得周边县城务工人员海量涌入,然后是一座座商品房拔地而起,房价开始起飞。这个原本土地贫瘠、改革开放以前被外县人嘲笑“亩产粮食两个裤兜就能装下”的地方,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成为了本市的“经济排头兵”。

从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开始,绝大多数人的生计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些产业相关。这些产业在本地深耕多年,形成了完整的上下游链条,或许你可以衣着光鲜地站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隔着落地窗俯视这座城市,但支撑你生活的,还是身后那些高耸的烟囱。我高中班主任曾说:如果某个本地大型实业集团的效益不好,“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工资可能都要延期”。地方税源对于重工业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环保”在我们这里曾只是政府下达给企业文件中的用词而已。即使在2008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备战奥运会的前夕,所谓的环保工作也不过是各单位派人参加一两场耳提面命的专题会议,几辆考斯特下来检查一番,一阵风就过去了。多年以来的工业发展让地方政府税收得以保障,人们收入得以提高,对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政府选择无视,老百姓选择忍受——重工业是税收大户,税收乃国之命脉,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环保”,怎能撼动得了重工业这棵大树呢?

可我们都错了。

2015年年初,全国各地刮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环保风暴”,晋冀鲁豫4个工业大省成为了“重灾区”。

1

2009年初,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的我,经陈维远介绍,进入本地一家煤炭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老板个人的发迹史,可以说就是本地经济发展史的缩影:上世纪八十年代,高中毕业没几年的老板开着拖拉机往返于本地煤矿和电厂之间,筚路蓝缕,成为村里第一辆“幸福250”的主人。后来跟着经济大势,老板一路顺风顺水,生意渐渐做大。2008年经济危机,他看准市场,成功抄底,将公司规模带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省内产量最大的民营洗选煤厂,厂内新增300多号员工,年利税区内排进前10。

公司效益好,工资、福利待遇也高,当时我为能进入这家公司而很感谢陈维远。

只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家年营业额过10亿的公司外表看起来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其实腹中空空、根基不稳:

厂区占地400亩,可真正的生产厂房算下来连20亩都不到,大部分的厂区只作露天存放煤炭使用。厂长以前是搞基建的工头,跟老板是亲戚,厂区基建完成后就跟了老板,成了生产厂长,生产、销售、财务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老板本家的亲戚。厂房里只有一套2000万的洗煤设备,一间单独的密控室里,几个高中学历的年轻人经过培训后,根据生产需要对着电脑输入固定的数值,就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了。

老板曾说过,这个行业门槛太低,没有核心技术可言,比的就是资金而已。有很多煤炭贸易公司甚至连生产厂区都没有,左手买右手卖,赚个差价,说是皮包公司也不为过。

家族企业在人事上本就难于管理,那几年管理上的漏洞越来越多,只是都被公司的快速发展所掩盖了。大家都自命不凡地认为公司连年递增的效益归功于自己的才干,殊不知公司只是风口上的那只猪而已。

当然,这都是后来我才渐渐明白的——刚进入公司那会儿,我看着同事们一个个西服衬衫,一手公文包一手茶杯,开着公车进进出出,满脑子里都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腾不出空来想这些。

陈维远是我中学同学,坐前后桌,关系要好。他的舅舅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由于这层关系,实习期后我就进入到了公司核心部门销售部。煤炭销售不必坐班,完成每个月的既定销售额是公司对我们的唯一要求,每个销售员单独负责一块业务,根据销售额领取提成。

销售部有十几位同事,其中一位叫高邦彦。此人年龄比我和陈维远大六七岁,进入公司比陈维远还要早好几年,有工作能力,但没有关系背景,又不屑于钻营,所以跟我和陈维远一样都是销售部基层科员。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一头短发根根竖起,像他的性格一样耿直、不屈,平时少言寡语,与科室众人不远不近,倒是跟我和陈维远脾性相投,后来渐渐跟我俩成为好友。

下游用煤企业就那么多,其他人的业务都是做熟了的。我的业务在陈维远、高邦彦的帮扶下,半年以后渐渐稳定了下来。当时公司规模大、声誉好,销售的煤炭质量过关,下游焦化企业用煤缺口大,跟他们签下一份长期合同并没有我预想中那么难。

入职一年左右,我每月的固定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再加上每个月可以报销的业务费用,以当时我们这里房价每平3500元左右的物价水平,我很满意这份收入。

做业务的人总有一些多报费用的“歪招”,大家心知肚明,互不揭穿。曾经有一位出差回来的同事,贴的报销单中有一张高速费的定额发票还带着轮胎印(他在高速出口附近捡的),被我当笑话。陈维远就提醒我:报费用别太较真,以免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痛收之年,小麻雀能吃多少!”他如是说。

彼时高邦彦比我收入略高,陈维远由于他舅舅的关系,业务量比我们多些,收入也是我们仨当中最高的。他好热闹、爱玩,每月下旬我们完成既定工作后,他就拉着我和邦彦,假借办业务之名开着公车溜出去玩——或是去湿地公园钓上一整天的鱼,或者约上几个人打酒伙,往往中午的酒场还没散,下午的就又约好了,甚至还有时我们会开车200公里去海边吃一顿海鲜,下午下班打卡前再一脸认真地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

当然并不是只有我们仨这样偷奸耍滑——有一次去湿地钓鱼,就撞到了另外两位同事,大家都是翘班,为避免尴尬,我们调转车头另找地方玩去了。

总之,那时无忧无虑,日子过得轻松愉快。

2

相处的日子久了,我对高邦彦有了更多了解。

邦彦的父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里“工业大发展”的时候,土地被征收,成了失地农民。只会种地的他们只能放下锄头,到工厂里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赚着最微薄的收入。

邦彦弟兄3个,他排老大。老二最早结婚,给他买房几乎就花光了他们父母的积蓄,可老二却不争气,好吃懒做,后来老婆忍无可忍,扔下3岁的儿子跑了,两位老人自此又担负起抚养孙子的任务。老三倒是本分,是个快递小哥,天下父母疼小儿,眼看老三马上而立,没房哪有资本谈媳妇?老两口便把养老的钱拿出来,给老三付了首付款,在一个偏僻的小区买了阁楼,算是尽了最后一份力。

对于这些,邦彦没有一句怨言。2007年,31岁的他结婚时没向父母要一分钱,自己积蓄不够买商品房,就在父母老房子附近买了3间平房,自己粉刷一遍做婚房。那时年轻人还在农村自建房结婚的实在不多见了,当时去参加他婚礼的同事看到那3间平房,都露出了讶异的表情。好在上天垂怜,邦彦找了一个愿意跟他同甘共苦的媳妇。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买3间平房的钱去付首付,按揭住商品房。邦彦说:“老二的孩子扔给我爸妈,幼儿园一个月最低也要六七百的学费,老两口连个退休金都没有,我总不能看着我这侄子不上学。我爸这么大年纪了还去街道打扫卫生,非说不累,一个月挣七八百,我也还得接济着他们些。算来算去,还是怕自己承受不了每个月的按揭。”

公司销售部十几个人,只有邦彦没买车,上班期间有公车,下了班就骑电动车回家。连我工作之后,家里都挤出钱交了买车的首付,说以后的分期自己还,免得工资乱花。我想,如果邦彦能像其他人一样有一个帮他一把的家庭,他的生活要比现在轻松许多。

2010年五一“黄金周”之后,公司在市区五星级酒店召开了一场高规格会议,请来了山西一家大型国有煤企的领导,与这家煤企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我们拿下该煤企旗下一个优质煤矿的销售代理权——这意味着我们基本能把这一煤种垄断,把采购价格压低,从而获得更高、更稳定的利润。

地方电视台也来做了报道,会议最后,老板自信洋溢地在总结致辞中说:公司未来还要寻求上市,要组织高层领导每年一次欧洲游、中层领导港澳台游,要让所有员工以在此工作为荣……

在那以后的两年时间里,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公司牢牢握住货源,我们个人的业务量也随之增长。常常能见到银行的经理们找上门来,主动降低贷款门槛,以期能分得一杯羹。民间资本也望风而动、紧随而至,大量热钱涌入。

大河涨水小河满,公司员工的薪资待遇普遍有了明显提高。此前高邦彦外出办业务,开的是一辆1.6L的“捷达王”,用车时得去车队领钥匙,车还常被别人开走。如今高层领导陆续换了车,换下的车层层沉淀——副总的配给分公司总经理,分公司总经理换下的再配给部门经理。我们销售天天在外面跑,对车的需求最高,之前缺车的时候只能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出门,现在基本解决了用车需求。虽然公司制度在原则上不给分公司总经理以下的职务人员配车,但老员工们都想“护”下一辆公车自己“专用”。

邦彦也一样,他把那辆捷达王来了个内饰大清洗,再换上一套新坐垫、脚垫,然后去车队告诉队长“最近业务有些忙,下班也不按点,钥匙就先自己带着了”。车队队长那时也刚“护”下了一辆上面换下的老君越,论职务,他也没资格配车,所以乐见大家都这样,好“罚不责众”——自然就做个顺水人情,一口答应了邦彦。

为了避嫌,陈维远的舅舅没让外甥配公车,我进入公司时间短,资历浅,自然也没轮到。巧在我们仨的家在同一方向,邦彦家最远,每天稍微绕点路就可以接送我和陈维远。那之后,那辆捷达王就成了我们的通勤班车,也成了我们日常翘班出去玩的专车。

而我们自己的车,在公司一停好几天都不动。

3

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巴,大家的生活似乎在一年一年变得轻松。好多以前抽10块一包“沂蒙山”的年轻人现在都换成了22块的“小苏”甚至28块的“金衩”。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没有积蓄,刷着信用卡,用着新款的iPhone,开着分期付款的小轿车,用父辈们难以理解的超前消费理念,享受着当下的生活。

遍地都是就业岗位,你不需要多高的学历或专精的技能,只要舍得一身力气,衣食用度就不愁没有保障。没有人去想,这样轻松的生活是以破坏环境、损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换来的,更没人想到,这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会在未来某个日子踩下急刹车,让自己措手不及。

有一次下班后,邦彦送我们回家的路上聊起孩子上学的事。他的女儿4岁了,再有一年就要考虑上小学的事情了。他不愿意女儿在他家的村小上学,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跨区域上好一点的学校。

“简单啊,买套学区房呗!”陈维远脱口道,“钱不够的话,我俩给你凑点。”

坐在后排的陈维远来了兴致,好像是他自己要买房,双手分别扳住主副驾驶的靠背,把脸凑过来,看向坐在副驾驶的我。

“没问题,高哥,(买房)没多少(),再说现在首套房首付比例很低,多背点房贷以后慢慢还呗。就当是投资也值的。”我说。

“走走走,去看房!”下班后只要不让陈维远回家,去哪都行,这会儿他兴奋得都要伸过手来拽方向盘了。

此前邦彦心中应该已经动了买房的念头,我俩的鼓励给他增加了勇气。半年以后,我和陈维远陪着他去售楼处交了首付——他没跟我和陈维远借钱,自己硬是把老房子卖了,搬到新家附近先租房住,再加上这几年的积蓄,交首付款足够了。

新房再有10个月就能交房,小区旁边就是配套的区直小学,按他的计划,到时领了钥匙就装修,再放半年的味,最多两年,他就能搬新家。

那天晚上,我们仨在常去的小酒馆喝酒到很晚。邦彦少有的喝得有了醉意,话也多起来。他说自己不是不想跟大家打成一片,可是别人隔三差五的KTV、洗浴桑拿,他哪儿舍得?只好选择跟别人保持距离。好在有我跟陈维远,虽然也玩,可比起别人花销小了很多……

小酒馆打烊后,陈维远招呼我们换地方“继续”。邦彦摆摆手,举起牛皮纸袋晃一晃:“不去了不去了,你嫂子还等着看这个呢!”

那里面装着《商品房预售合同》以及首付款的收据。

那之后,邦彦每月不仅要还房贷,还要另外攒些钱准备装修。好在他平时就很节约,收入也不低,应付起来还不算吃力。闲下来,我和陈维远照旧拉着他溜出公司到处玩,钓鱼,看电影,逛科技城……

老板又收购了两家建材厂,公司一步步被他打造得像一艘巨型战舰,昂首行驶在经济市场的大潮中,无惧风浪。就像老板曾在会上说的,我们感到以在此工作为荣,感到踏实。没人相信会有风浪可以摧毁这艘巨舰。

4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低碳发展进入深刻变革新阶段”、“2013年以来,能耗增速开始大幅下滑”——类似的新闻在开始频现报端。

的确,从2013年开始,煤炭市场需求逐步放缓。我们公司由于有销售代理协议在身,有义务消化掉那家国有煤矿的巨大产能,不能单方面减少进货量。老板决定效仿2008年的操作——“在别人恐惧的时候疯狂”——开始大量囤煤,煤矿的产能照单全收。他相信自己的眼光:“煤炭经营玩的就是资本,打的就是时间差。”

由于业务萎缩,我们销售的收入小幅下降,但还在大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是邦彦有点坐不住了:他的房子已经装修完,再放半年味就打算入住了。交房之后的维修基金、装饰费用掏空了他所有的积蓄,他说那是他感觉自己最脆弱的时候,比以前住3间平房还要脆弱,因为毫无积蓄,感觉自己不堪一击,不要说生病住院,就是手机摔了,可能都会打破生活的平衡——因为他甚至无法马上拿出换一部手机的钱。

邦彦没有心情再跟我和陈维远抽空溜出去玩了,下班后就开着公车干黑出租,赚起外快。

我们科室里不乏煤炭行业的“老人”,见惯了行情的大起大落,面对低迷的市场,一个个稳坐钓鱼台。他们每天早上打完卡也不必像以前那样着急出门了,都端着茶杯聊闲天。他们都不走,我和陈维远也不好再提前开溜。

“不要慌。价格探得越低,反弹起来上升的空间越大。”有人说道。

“我们做的是煤炭贸易,又不是生产煤炭,销售价格降了,采购价格也会降,对公司利润影响不大。”另一个人说。

我听着不解,问:“可是都说买涨不买跌,这煤价一路下跌,老板还是一个劲地囤煤,中间的差价什么时候能涨回来?”

科长悠闲地靠在椅背上,微笑着,以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说:“老板在这一行多少年了,他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囤煤是在帮助煤矿消化产能,将来等行情上涨、煤炭紧俏的时候,煤矿回报给我们的可就不止这点差价了!”

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是行业内的共识。很多人钦佩于我们老板的魄力——几万吨十几万吨地囤煤,需要动用几亿元的资金,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公司库存煤超过35万吨,最大的一堆煤已经不能用“堆”来形容了,更像一座小山,一辆辆的装载机把煤盘了一层又一层,远远看去,本来庞大的装载机变得和玩具一样大小。

有一次在电脑上查地图,切换到卫星实景的时候,大片的农田和村庄中间,赫然矗立着这几座黑色的煤山,格外扎眼。卫星图片上,黑色像山水画一样,围着煤山往外洇了很大的一个圈,才渐渐淡下来,过渡出绿色。

2015年春节假期之后,公司工作会议的重点是“把握机遇、严阵以待”。老板判断,市场行情经过一年的下滑,已经触底,未来几周之内一定会迎来抬头的迹象。35万吨煤,吨价上涨几十块就是上千万的利润,而一波上涨的行情,往往上涨几百块都挡不住。那时很多同行业者恨自己过于保守,没能提前做部署,看来这波涨价的行情只能摸到尾巴了。

公司去年的库存成本接近4个亿,好在市场行情如老板预期的一样开始上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若是这波行情上涨能持续到我们消化完所有库存,公司不仅能化解背负了一年的成本压力,甚至成就一段逆转传奇。

一场环保风暴,让我们透支的梦醒了

可是,所有的好运在这一年的年初全部用完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个非市场因素的劫数横亘在我们面前,这个“劫数”大到可以绊倒绝大多数不注重管理、过分依赖市场行情、赌运气的企业。

“环保风暴”。

5

对于我们这里,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

小的时候每次去我姥姥家,都会经过两家水泥厂,周围弥漫的灰白色粉尘使得行人掩鼻、车辆减速,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一年深秋,我和陈维远去山西出差,半夜途经晋冀交界的山区,他下车抽烟提神,我也伸伸腰醒醒盹。当我俩不经意地抬头仰望山区的夜空时,都被那浩瀚的银河震撼了——记忆里,这还是儿时的夜空景象,而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夜空中只有孤零零的一颗金星与月亮呼应的画面。

公司办公室主任接到通知去区里开会,回来后告诉大家说,“上面要进行环保检查,各单位根据自己情况提前做好准备,积极配合”。大家以为这不过又是“一阵风”而已。几天后,中央台新闻滚动播出我们市领导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做出不带官腔、斩钉截铁的答复:“重疾需下猛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环保工作!”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轩然大波,舆论一片哗然。我自己也陷入一种恐慌状态:出门戴口罩,家里安上空气净化器,甚至窗户也用胶带封住。我期待环境得到改善,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见惯了那些整日轰鸣、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它们就像是野蛮的猛兽,真的能被彻底驯服吗?

本地的工厂成立之初,几乎都是未批先建,先斩后奏,趁着行情好先赚一波,上面查下来再补办手续。各种占用耕地、不达国家标准的情况屡见不鲜,环评就更是无从谈起了。我们公司做煤炭加工,不可避免地存在污染问题:煤炭露天存放造成的粉尘污染,生产过程中的污水排放致使周边农田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此前,架不住附近村里的村民抗议和举报,公司只能做出补偿,又出资帮村里建小学,逢年过节给村里老人发放慰问金,村里的“还建房”的冬季供暖费也由公司全部揽下,这样才暂时平息了下来。

2015年3月,中央环保部多个督导小组进驻各重污染区域,我们这里接受华东督察组督查。

从街头巷尾早餐摊上的谈资,到大小企业开会的指示精神,没有人敢再把环保检查当作儿戏。从这个春天开始,大中小型企业、建筑工地,史无前例地大面积、无限期停工停产。

我们公司以及公司所有的客户单位全都在停产整顿之列。公司所有业务几天之内全部停止,生产厂区机器的轰鸣戛然而止,往日川流不息的运煤车也全不见了踪影。厂区安静得出奇,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老板出面安慰大家,说这是国家政策调整,不属于市场因素,大家都一样,要调整心态,对于整改要求要做出积极响应。

全面停产,复工无期,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老板只能暂时给员工放假了,“各科室负责人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放假及值班留守人员名单”。公司里除了销售部以外,所有科室只留了科室负责人。销售业务虽然也停了,但市场信息、各单位情况还需要掌握,放假名额最少,只有3个人——邦彦赫然在列。

以邦彦的资历,他不应该被“放假”,大家都知道这是科长故意为之。科长仗着跟老板的亲戚关系,平时官架十足,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常对我颐指气使。我好一番伏低做小,又有陈维远张罗着请了他几次客,给足他面子,才总算站住了脚。可是邦彦总说“我凭自己本事吃饭,用得着搭理你吗?”有一次俩人还差点在办公室动了手。

没有人撑腰,邦彦只能接受这个决定。科长用轻松的语气说:“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嘛!春暖花开,正好出去旅旅游,邦彦从进公司得有10年了吧,该歇歇了!”。

6

邦彦“放假”的第一天,我和陈维远多少有些担心他,便想找他一起吃个午饭。他在电话里说自己正在湿地公园钓鱼,让我们去那儿。

农历二月,草长莺飞。邦彦一个人坐在刚长出嫩芽的柳树下,戴着那顶旧渔夫帽和我送他的太阳镜。看到我们,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笑着摇了摇头。

陈维远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问:“怎么办呀高哥?有什么打算吗?”

昨天才“被放假”,邦彦苦笑着摇了摇头:“还没想好呢。”

他身后停着那辆当年定亲时买给媳妇的爱玛电动车,上面堆着装渔具的几个包——昨天下午刚从捷达王后备箱拿出来的。我问:“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嫂子看见你这大包小包的,没问你什么吗?”

“天不亮我就从家里出门了,那娘俩还没起呢。我没跟她说放假的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接着说,“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他,陈维远也没有说话,我们仨都盯着不远处的浮漂,各自想着心事。

论资历、能力,我还不及邦彦,要不是他跟科长以往的过节,这次被放假的也有可能是我,这让我觉得有些亏欠他。正这样想着,邦彦缓缓地开口了:“你们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我和陈维远面面相觑,不知道邦彦是什么意思,他把目光转移到河对岸的远处,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就是觉得自己傻!以为跟着老板多干了几年有什么了不起,还他妈幻想干到自己退休刚好能还完20年的房贷!哪有什么退休啊!老板不过就是动静折腾得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都没给员工上社保,还他妈要做大做强、要上市呢!”

邦彦抱着胳膊,脸上带着强烈的鄙夷。我和陈维远都默然地点点头,没有接话。邦彦继续说:“轻松的日子过得时间长了,就自我麻痹了,都忘了我们是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的临时工而已。”

陈维远有些不甘心:“你再去找找老板呢?跟他这么长时间了,不能一点人情不讲吧。”

邦彦烦躁地摆摆手:“他是没看放假人员的名单啊,还是不认识我的名字啊?没意思,真的,没意思!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行我就跟我们家老三去送快递!”

其实以他10多年煤炭行业销售的资历,去一家用煤企业——例如焦化厂、发电厂、地板砖厂——另找一份工作并不是难事,问题是,现在我们这里的这些企业因为“涉污”全部关停。

陈维远忍不住反驳他:“你干销售这么多年,自己的经验、人脉说扔就扔了?30大几的人了去送快递?隔行如隔山,哪儿那么容易啊!再说了,这次只是放假,环保检查总有结束的时候吧,到时候你还得再回来啊!”

陈维远说的不无道理,这次“放假”并不是“辞退”,邦彦有这么大的反应,无非是他现在每月要还房贷,工资万万不能停;另外就是感觉到了老板的冷漠和科长的羞辱。

邦彦提起鱼竿一边换饵一边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最不济我把新房卖了,重新回去住我那3间平房去,还独门独院,未必就不好!”

“到不了那一步,我的高哥!只是放几个月的假,几个月之后还得回来上班,存了那么多货,不都指着我们科室发出去嘛!攒了一年的劲,这次还不来个触底反弹,干一年顶两年!”陈维远边说边笑地撞了一下邦彦肩膀。“房子绝对不能动,你可以回去住平房,可你考虑过嫂子和你女儿的感受吗!实在不行,我和建文一人帮你还两个月房贷!行吗建文?”

我冲动地点点头,对着邦彦说:“放心吧高哥,没问题。”

其实我和陈维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虽然没“放假”,可是连最基本的销售提成也拿不到了,每个月只有1500元固定工资。我之前赚一个花俩,买了辆车,3年的分期刚还完,本想着卖掉换一辆更好点的,现在只能死了这个念头。

邦彦听了我们的话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来回转着头看我们俩。他一惯不喜欢煽情,只点点头说:“好!那我得请客。不是来找我吃午饭吗,今天我请,塌煎饼,一人俩。”

7

“放假”第二天,邦彦的事情就发生了转机。

鉴于本地市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生产,公司决定边整改边开拓周边省市新市场。未受环保风暴波及的徐州市由于工业相对较发达,成为首选地区——只是开拓新市场的人选成了问题,大家干惯了顺手的活,都知道开新市场的难度,没人愿意接这份苦差事。邦彦在钓了一天鱼之后再次回到公司,领了这份差,一个人一台车,开赴徐州。

到了6月份,只有少数不涉及污染的轻工业企业开始复产。我们公司由于不涉及气体排放,整改要求相对容易,顶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出资加盖钢结构大棚,保证做到密闭式生产;又新建污水沉淀池,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签过保证书之后,达到了复产要求。

本以为劫数将尽,可是下游客户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焦化、水泥、冶金等行业,存在的污染问题严重,整改时间远远超过我们。比如,一家焦化厂需要上烟尘脱硫设备、厂区密闭、道路硬化、厂区绿化等,加起来预算超过1个亿。这笔钱不投,就等着拆除设备,四五百号工人全部下岗,根本不可能再开工。

客户仍在停产整顿,我们公司的复产计划只能一拖再拖。

这时候银行又来了。国家政策转向,去产能,调结构,煤炭相关行业成了众矢之的,刮起一阵“妖煤化”之风。那个时候身边的亲戚朋友,凡是知道我在煤炭贸易公司上班的,见面一定问:“你们公司受环保影响挺严重吧?”跟煤相关的企业在银行系统立刻成为了劣质客户,贷款收紧,已经贷出来的钱还没逾期,银行就上门催还,甚至开始算计着我们公司哪块固定资产值得抵押——其中就包括那35万吨煤。

那段时间邦彦在徐州,陈维远在公司坐不住,总拉着我去老客户那儿转。大家都忙于环保整改,业务无从谈起,后来我就懒得去了,整天无所事事地待在办公室玩游戏,玩累了就去“煤山”转上一圈。这座小山矗立在这一年多,被雨水冲出了深深浅浅的沟槽,斜坡上还长出了不知名的野草。

没人知道这场环保风暴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也没人知道公司还能不能挺过这次风暴。此前在公司集资的民间资本开始慌了,到财务室要求撤集资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后来他们在公司门口聚集起来,拉着白底黑字的横幅,要求撤款。老板是区人大代表,经过这一番折腾,社会影响恶劣至极。

有几次老板为了躲避追债人,不敢坐自己的车,让我给他当了几天的司机。

有一天中午,他让我带他去区政府,说去找相关领导,解释我们已经达到环保整改要求,阐述这些年他纳的税超过2个亿,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跟银行交涉,缓解一下贷款压力。

那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七个年头,十分清楚公司面子什么样、里子什么样。我当时就叹了气——公司的管理混乱,财务亏空巨大,现在被环保风暴扯掉了遮羞布,用我们当地的一句俗语说就是:杀倒蜀黍显出狼来了。即使真的能暂缓还贷半年或者一年,就能救得活公司了?老板只是病急乱投医,不愿意放弃任何希望罢了。

在那个盛夏的午后,我和老板等在区政府前人工湖边上,毒辣的太阳下,只有一小块柳荫可以乘凉。午休时间,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安稳地睡午觉,路上不见行人,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中,老板第一次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爸妈多大,身体如何,兄妹几人。得知我家境普通,还说了一句:“这就很好啊,很幸福……”

我仍清晰记得那天老板站在新一季度的纳税排行榜前、注视着那张大红色的榜单时落寞的身影。那张榜单上已经没有了我们公司的名字,TOP50的企业中很多是新晋公司,这张一向稳定的榜单,已经重新洗了牌。

我们销售部,几个有门路的人已经另谋出路,干脆不来公司上班了。剩下的人跟我和陈维远一样,还留在公司。因为一是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二是心里还残存着一点公司可以遇到转机的幻想。

陈维远把工作精力转到环保达标、已经恢复生产的建材领域,只是建材行业对煤炭需求量太小,所以往往是事倍而功半,收效甚微。

我之前自认工作体面,生活悠闲,现在抛开公司单看我自己,竟是无一技可以傍身。思来想去,偷偷报了会计班,想着再找工作,好歹有个证书什么的吧。

8

又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在老板想过各种方法之后,公司无可挽回地破产了。

此前放假的好多人原本还期待着公司复产,现在不得不认清现实,另做打算,想着下个月的房贷车贷如何着落。能供他们就职的工厂多数都还在停产整顿,完成整改的工厂坑少萝卜多,根本没有多余岗位。我们就是那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上没系安全带的人,在这一场颠簸中撞得眼冒金星,六神无主。在学校、小区这样人员密集的区域,小商贩多了起来,有一些同事直接开着私家车,打开后备箱开始练地摊。

这个时候社会上各种谣言纷起,说铁腕治污的市领导根本不懂工业生产——“大型工厂限令24小时停产,做不到就拉闸限电根本就是儿戏”;“钢铁厂高炉来不及做保温处理,因拉闸限电,炉缸温度骤然降低,造成炉缸冻结特大事故”;“玻璃厂高温的石英玻璃也全部报废在生产线上”……更有传出本地多家企业老板联名到北京状告市领导,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一些受环保影响丢了工作的人甚至抱着看市领导笑话的态度,积极散播这类言论,为的只是宣泄不满的情绪。

邦彦在徐州的情况也比预想的还要困难。英雄所见略同,原本活跃在我们这里的经销商很多都选择转战徐州谋求生存,搞得徐州地区煤炭市场供求严重失衡。邦彦硬是挤出一条路,跟一家焦化厂签下供应合同,可当这一纸合同传回公司的时候,他等来的却是公司已经破产的消息。

那段时间没有人能见到老板,但好多人都有集资款没收回来,所以都密切关心着老板的个人动向。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电话通知,说老板要跟大家开个会。为了避开追债人,会议时间定在晚上8点以后,地点选在分厂的一间小会议室。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在晚上10点的时候,一脸疲态的老板现身了,脸上已经不复往日荣光。

这场会议没有多余的发言,只是老板一个人陈述他的想法以及以后的计划。他清晰地认识到公司存在的种种问题:狭窄经营、管理松散、任人唯亲,依托行情盈利的时候贸然去陌生领域投资,没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说人话就是:这几年步子迈大了,扯着蛋了,即使没有这次环保政策的影响,公司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也只是时间问题。环保风暴是一根金箍棒,把所有妖魔鬼怪立时打出原形,也像是一次大浪,要淘汰掉那些疏于管理、野蛮发展的公司,而留下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企业……

老板不甘心就这样收场,决心重整旗鼓。多年苦心经营的公司破产了,但购销体系还在。只要拉得到资金,他相信自己能渡过这一关。他说服了几个最大的债权人,借助我们公司原有的购销体系,以债权换股权,成立以某一位债权人为法人的新公司,还许诺大家所有债务他都认,恳请大家给他喘息时间。

“总之一句话,还是得坚持!环保整治已见成效,各单位相继达到整改要求,复产在望,就差最后一口气了,谁坚持到最后谁才有活下去的希望!”老板一改此前开会常用的蹩脚普通话,用我们本地方言如是说。

老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市场精准的洞察能力。他又一次预测准确——煤炭市场果然在长达一年多的“环保风暴”之后开始了强势反弹。

只是,这看似不长的一年时间,已经把本地企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牌,没有给老板那个换了法人的新公司活下来的机会。

我没有选择进入新公司,我意识到,我们这些曾经享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高速发展红利的一代,也到了需要承受经济转型所带来阵痛的时候了。

经过好一番硬着头皮的求职经历之后,我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一份统计的岗位,跟以前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这里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热火朝天。我不得不在即将30岁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从头做起。加班成了常态,工资待遇也比以前低了一大截。但是没有办法,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

陈维远辞职在我之前。他自己在这个行业积攒了多年人脉,也是我们仨当中业务能力最强的,他说“不练一下不甘心”,尝试去给工厂企业操作些小宗物料,经过一年时间之后,还是赔了。他感叹自己“原来能力有限”,也就死了心,开了家饭店。以前爱玩爱热闹的他现在每天起五更睡半夜,一点偷闲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他,可能是我们以前过得太舒服了,现在这种累和艰难,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高邦彦又在老板的新公司坚持了半年,被安排到更远的山西一个大山深处的煤矿去发货,条件相当恶劣。他当然知道不能继续在那里耗下去了,但是他一天也闲不起。

“一天挣一分,胜过蹲墙根。”他说。

再后来的事情,我都是从以前同事口中听说的了:老板欠下的债务,从几千万到上亿说法不一。但他没有跑路,没有放弃煤炭行业,仍然千方百计地在幕后做着工作,只是很少有人能找到他。

9

去年秋天,邦彦离开了山西,离开干了十多年的煤炭销售行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小的门面,卖起了水果。

他是还在大山深处的时候就开始盘算这件事的。邦彦说他想了很久,要转行的话,以自己这点实力最可行的是做个小商贩卖水果。他本家有个堂哥就开水果店,有很多进口高价水果,当年是从摆地摊开始,现在年收入轻松6位数了。

邦彦并不奢望自己一开始就能有他堂哥那样的收入,只要能够在还上房贷之余满足生活开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知足了。他媳妇当然是赞同的,这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肯定希望自己老公能在身边。在她朴素的价值观里,比起老公有个看起来体面的工作,真不如自己做点稳妥的小本买卖、能够多攒点钱更让她觉得踏实,或者说,是日子更有“奔头”。

就这样,曾经那位朝九晚五、穿衬衫西服、开捷达王的业务经理,现在穿着夹克、牛仔裤,开着一辆二手的机动三轮车,每天天不亮就去各大水果批发市场进货。

陈维远每天也是天不亮就去菜市场采买,晚上十一二点还要在柜台打着哈欠按着计算机对账;我则以老大哥的身份混在一群年轻人当中,事事还要向年轻人请教,总有一种当了留级生的感觉。

前不久收到邦彦的微信留言,约我去陈维远那儿吃饭。他告诉我,现在在微信上卖货渐渐多起来,白天老婆看着店,他接了微信上的单,骑着电动车到处送货。女儿放学以后先接到店里写作业,晚上关了门一起回家吃饭。

他的店取名“四季水果店”,说人生就像四季,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经历,也终究都会过去。我们仨现在的路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应该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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